乔治·华盛顿大学 和华盛顿大学是同一个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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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乔治·华盛顿大学 和华盛顿大学是同一个学校吗?
• 2、GWU是什么大学
• 3、大学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

乔治·华盛顿大学 和华盛顿大学是同一个学校吗?

不是。华盛顿大学创建于1861年,位于美国西雅图,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简介：
乔治·华盛顿大学(The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GWU)，美国著名私立大学，学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比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务院，距白宫只有几个街区。乔治·华盛顿大学是在1821年经由国会法案为了纪念国父乔治·华盛顿创立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经过近200年的风雨洗礼，已发展成为一所规模庞大拥有一定声誉的综合研究大学。学校有三大校区，位于华盛顿雾谷、弗农山和弗吉尼亚。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UniversityofWashington创建于1861年，位于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是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公立常春藤之一，2015-16年USNews全球大学排名第11位、ARWU世界大学排名第15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32位、QS世界大学排名第65位。在2015-16年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华盛顿大学医学领域全球排名第3位、生命科学领域全球排名第5位、计算机领域全美第6位。教授队伍中拥有252位美国院士，167位美国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和12位诺贝奖得主。华盛顿大学是美国太平洋沿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齐名。

GWU是什么大学

GWU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乔治·华盛顿大学简称GW，创立于1821年，是一所美国的私立研究性大学。根据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立一所国立权威大学的愿景，总统门罗签署了国会法案，使其成为全美仅有的五所由美国国会建立的大学之一。

扩展资料

学校主校区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比邻国务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距白宫只有几个街区。

乔治华盛顿大学专业主要有：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医疗政策与管理、公共管理与领导力、公共政策分析、非营利性组织管理、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卫生、医疗健康管理、物理理疗、临床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等专业。

乔治华盛顿大学设有九个学院：哥伦比亚文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教育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商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医学与健康科学。

大学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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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大学排名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从1983年开始推出大学排名，此后一直争议不断。1995年在文理学院排行榜上名列前十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宣布拒绝为大学排名提供数据。1996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成立“忘记美新排名联盟”（以下简称“FUNC”），支持里德学院退出的决定。1一时间，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转眼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FUNC早已烟消云散，大学排名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每年全球四大排名轮番登场，总能在各大媒体上狂欢数日，吃瓜群众似乎也乐此不疲。

为什么这些排名方法论上漏洞百出，却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那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姚明的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醍醐灌顶。反其道而用之： 有需求才有供给！ 原来，我们的大学虽然会聚了最顶尖的大脑，却没有厘清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其实，大学的管理者们有过他们“旧日的美好时光”（good old days）。在高等教育的精英时代，大学“代行父母之责”（ in loco parentis ）。2这个源自英国普通法的术语后来常被用来描述大学对学生及其家长所担负的责任，即校方有权从学生的利益出发设计教育内容并采用相应的教学与管理方法。不言自明，大学“代行父母之责”的前提是父母对学校的绝对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大学无需向后者透露任何有关教学的信息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象牙塔外的人们来说，唯其无知，所以神秘；因为神秘，方能信任。正如小孩对父母无条件信任，父母为了维持威权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无所不言。这种信息封闭的状态使得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设置教学项目，维持教学秩序，处理教学纠纷，追求教学效果。

但是，曾几何时，高楼深院里的清高、从容与淡定，被来自国际教育展和职业招聘会上喧闹的人声所淹没。 今天的大学不仅需要广开生源，还需顾及毕业生的就业率，连名牌大学都不得不降尊纡贵地将学术课程推向市场，广而告之。 徐志摩要是在今天的剑桥校园里诗兴大发的话，他的名句也许会变成“匆匆的我走了，正如我匆匆的来”。匆匆而来是冲着大学诱人的广告，匆匆离去是赶赴职场验证文凭的价值。

当上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多数人的权利，原先约定俗成的“代行父母之责”便不复存在，大学与其受众之间的信誉系统也随之土崩瓦解。大学是否物有所值？这个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在信息充分的市场上，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通过价格来反映的。但对于学生、家长及其他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们来说，大学的楼太高、院太深、学问太专门、成果太复杂，而学费的高低又与质量的优劣毫不相干。 正是人们在识别大学时表现出的这种无可奈何、饥不择食，成就了大学排名的市场需求，也是它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排名即便不完美，也比没有好啊！

02

大学重建信誉靠什么？

大学开始正视自己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了重建信誉，他们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一味地斥责大学排名之肤浅。 有经济学家建议，对于价格昂贵、质量缺陷难以检测、顾客不常购买、一旦购买则将长期使用的这类商品的生产商来说，建立信誉最佳的选择是主动透露商品存在的缺陷，以此博得消费者的信任。3采用这个策略的商家试图传递的信息是，他们所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以诚信的态度，在销售上通过曝光来赢得顾客的信任。这种建立信誉的方法着眼于未来而非只是当下。

没有什么行业比大学更着眼于未来了 ，不是吗？讽刺的是，要保持大学的信誉，过去靠的是深藏不露，今天靠的却是走光暴露！

由此看来， 发布质量信息是当今大学重建其信誉系统的一个重要策略 ，而这个策略的运用对于处在上升时期的大学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使得大学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已经不能将目光局限于大学所在的地区，因为今天的大学除了校园这个物质的存在之外，在互联网上还有一个虚拟的存在。在虚拟的空间里，大学的受众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里可能在未来与大学发生联系的任何个人。 在选择主动公布教育质量的信息时，大学也许会为某些暂时不尽人意的表现付出代价，失去一些生源、资源、以致声誉。但若将这些损失看作大学发展的一种“投资”的话，那么长期的收益终将补偿短期的付出。

当然，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即便是暂时的付出也让管理者们难以承受。相比之下，那些老牌、名牌大学也许无需通过传递质量信息来建立或巩固其声誉。对于尚未达到一流的大学来说，这不公平；再加上他们之间倘若有大学选择隐瞒，那么选择公开信息岂不是损失更大？

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想过。他们从隔壁的数学家那里借来博弈论，以此为工具，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为进行分析，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合作或对抗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故事还得从博弈论中那个经典案例“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说起。

话说有两个囚犯一起作案被警方逮捕，分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囚犯或者与警察合作，供出其同伙，或者保持沉默而不与警察合作。如果一个囚犯坦白而另一个抗拒，则坦白者因立功表现被释放，抗拒者因顽抗将入狱10年；如果双方都坦白，则犯罪证据确凿，双方均被判入狱8年；如果双方都抵赖，那么警察将无法得到他们过去的犯罪证据，只能以此次作案轻判，各入狱1年。

在这个案例中，表面看来最佳选择是两人都抵赖，但这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因为即使两人在事发前就有攻守同盟，他们也会想到对方有可能会背叛同伙。因此，两人都会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即坦白立功得到释放。即使在给定一人坦白的情况下，另一人的选择也应是坦白；两人都坦白，结果判8年，也比10年要好。4

将“囚徒的困境”运用到上述关于大学教育质量信息不对称的讨论上，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形： 一组大学通过对教育市场和自身竞争能力的分析，发现主动发布质量信息是他们在市场上建立其信誉系统的重要策略。因此，他们同意将质量评估的结果定期向他们的“利益相关者”通报，以求得后者的信任。 但是，作为“理性人”，一所大学不能不想到自己选择合作（发布信息）而其他大学选择背叛（秘而不宣）的结果可能带来的伤害。即便所有大学都宣誓合作，也不能排除有大学在数据上造假，从而对合作者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都因为存在参与者背叛的可能性而选择不合作，那么通过传递质量信息来建立或巩固其声誉的期许就会完全落空。

03

建立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

是当务之急

行文至此，我们开始看到大学排名为何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了。 在任何市场上，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当大学扭扭捏捏地拿不出自己的质量指标来向大众报告，商业机构就毫不客气地DIY（自己动手）了。他们按照市场需求炮制的大学排名不管是否真正反映大学教育的质量，一旦出炉便拥有了自己的听众群。大学批驳也好，抵制也罢，都不能阻止这样的评估。从这个角度看， 大学除了自己定期发布质量信息，已经别无选择。唯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样的信息发布做得比排名机构更好、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大学从开门招生那天起就有自己的质量评估系统：老师给学生打分是评估，学院决定是否给学生发毕业证书也是评估；这样的质量评估时时在发生。然而，市场因素的介入将评估从教授与学生之间一件简单的事，变成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一件复杂无比的事。

“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以下简称“KPI”）原是企业用以衡量、检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工具。这种方法在大学的有效运用，取决于我们选取的指标能否真实反映大学教育的质量，并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合适的传达方法与途径。 大学设定的KPI如果太专业，大众看不明白，也不会认同。 另一方面， 排名机构在设定KPI时偏爱大学拥有的资源指标，却无视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成果。这样的指标简单明了，大众能看明白，却得不到大学的认同。

因此，面对市场， 当代大学不仅需要学会如何保障教学质量，而且需要掌握有效传达其质量信息的工具与方法。 同类大学能否通过协商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质量发布平台呢？第三方机构能否帮助大学建立起客观可信的质量发布渠道？对于个别大学来说，即便教学质量暂时不尽如人意， 建立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仍是当务之急。 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1] “The History of College Rankings”见
30高考

2 见Edwards, E. Sweeton, N. (2000). Learning Communities: Past, Present,and Future.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9 , 42-52.

3 Richardson, Craig J. (2011). How Firms Build Trust in 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Regulatory Studies Center, Working Pape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见

4 参见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本文推送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本期责编 | 麦可思 丁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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